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其一，湘学对中华道统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湘学的演变发展中，湘学不断受到其他地域学术的影响。
两宋时期，洛学、闽学、蜀学、浙学、赣学先后传衍于湖湘大地，对湖湘学者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湘学是中国学术史的分支学科，应该有一套学界认可度较高的基础理论和学术构架，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但现状并不理想。清道光以后的湘学呈现出学派林立的状况，表达了天变道亦变的历史趋势下中华道统发展的要求。但是，将中华道统的开放性、变动性发展到极端，进而否定中华文明有一脉相承的恒常价值，就是在一步步悖逆中华道统。王闿运作为一位博大精深的湘学学者，表达出晚清湘学的丰富性特点，体现了湘学学者的个性化色彩。
其二，要建立湘学的基础理论和学术构架。所以，《宋元学案》特立《二江诸儒学案》，就是受湘学影响的蜀地学者。但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恰恰是湖湘地区书生的血性。
他还将父兄教子弟之家规[4]作为兵营训练的内容。[7]明是指读书明理的德性修养，而强则是指血气的刚强，他认为明与强是相关联的，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所以，我们在继续讨论湖湘士血性气质的同时，同时探讨他们得以形成血性人文化心理的建设过程。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所赞扬的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也正是湖湘地区学者书生的血性。
《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4]【清】曾国藩：《诗文·劝诫营官四条》《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438页。
[1]岳麓书院师生的顽强战斗、拼死卫国，正体现了他们的血性意志，是一种忠义的德性与刚强的血气的融合。梁启超曾经谈到曾国藩、胡林翼、蔡锷的血性人格与政治事功的关系：松坡论曾、胡二公之事功，谓其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则松坡之事功，亦为此良心、血性所驱使而已湖湘士人所以能够在艰苦卓绝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辉煌的业绩，焕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血性是其重要的条件。正是这种德性与血气的结合，使得湖湘士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宏大事业来。[15]【清】曾国藩：《家书二·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978页。
所以，在湘军队伍中，无论是将领人才的选拔，还是这些将领的相互砥砺，均是将这种德性与血气相结合的血性之士，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人格。[10]【清】曾国藩：《书信一·与彭洋中曾毓芳》，《曾国藩全集》第21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225页。险阻忧虞，艰苦挫折，都赖得下去。而且，我们还会发现，湖湘士人的血性人格就业问题一个通过自己主观努力而力求实现的文化的心理建设过程。
如前所述，湖湘地区一直有着十分突出的强悍血气与修养德性的历史条件。[8]他很有说服力地将明的德性与强的血气统一起来为明强。
所以，他们明确提出作为读书人来讲是离不开德性修养的，曾国藩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这种将血气与道义相配合而完成的人格修炼、心理建设过程，也就是血性人格融铸的过程。
所以，本文特别关注的正是湖湘士人的血性人格。夏汝弼不顾安危奋然抗争，最后潜入九嶷山在饥寒中辞世。[6]【清】曾国藩：《诗文·湘乡照忠祠记》，《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304页。[11]【清】胡林翼《书牍·致余际昌》，《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第285页。[16]【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9页。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血性人格 文化心理 湖湘士人 。
湖湘士人在晚清以来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性相似的精神特质，体现出德性与血气相互渗透的血性特点。郭嵩焘强调要修成的真气，就是一种义理的德性与刚强的血气相结合而建设的文化心理。
[11]这就是梁启超所称道的良心血性。曾国藩提出：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他认为血气的盛是成就豪杰的关键，而郭嵩焘则更强调一个人血气的坚持性，他说：圣贤豪杰长处，龙坐一赖字。同样，在明清之际，强悍的清军亦在湖南遭受众多血性之士的激烈抵抗。
[18]他们都承认这种凌盛、倔强的气质、血气有可能影响自己的外在事功与内在人格的成就。如南宋未年，元兵进攻湖南时，不仅负责守城的官兵与强悍的蒙古兵展开殊死的搏斗，就连在潭州州学、岳麓书院主持教学的长沙人尹谷也积极参与守城的残酷战斗，终因无力抗敌而举家自焚，其学生数百人亦勇敢投身于守城的肉搏战，据史书记载：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可见，湘军将领在贯彻理学的道德修身、德性修养方面确是不遗余力。那些信仰理学、实践理学的湖湘士人，一旦能够将德性修养与自然血气结合起来，就能够表现出一种血性的人格特质。
[18]【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l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6页。3、《湖湘士人人格的组合：血气与德性》之《血性人格的文化心理建设》 血性人格的血气与德性有一种内在紧张，所以，要能够完成这种文化理念的德性与自然生理的血气的渗透并不容易。
梁启超所赞赏曾国藩、胡林翼、蔡锷的，正是这些书生的血性。君子特立独行，高视物表，而用之既配道与义者也。
对于古代士人群体而言，能否具有血性往往会在一些特别的历史局势下，譬如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之所以是既具有真性情的士君子，又是具有开拓事功的英雄豪杰，其原因之一，应该是他们能够将德性修养与强悍血气融合起来而形成的血性人格有关。
……天下事非气不能举，劲气直达，义理沛然，非客气之所能胜也。曾国藩、蔡锷均凸显了湖湘士人血性、人格的特别价值与意义。乱吾道者拒之，而以言为万世法也。[15]湖湘士人特别强调成就圣贤豪杰人格与事功离不开人的血气。
应该说，它必须经过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心理建设过程。总之，曾国藩、郭嵩焘等人所说的所要保有、培植的倔强、刚直、气盛、赖等，均是人的血气方面的特点。
[13] 天之生贤人也，大抵以刚直保其本真。我们可以从这些湘军将领修身实践，体会这种精神气质建设的艰难。
[14] 他强调要将血气方面的倔强、刚直等保有、培植或弘扬，因为这是成就理想人格、开拓事功所不可缺少的，即所谓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2]他将这种修养德性的学问称之为义理之学，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
